索尔之子

影评来自于 电影日报 ScreenDaily
原作者：Tim Grierson
翻译：CharlesFRen
校对：一一

  几乎所有聚焦大屠杀的电影都将集中营描绘为地狱一般的存在，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然而匈牙利影片《索尔之子》真正的意图，相比于仅仅用剧情的张力来增强这种感觉——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同题材影片被搬上银幕上次数之多，已经几乎使得其表现力越来越弱了——本片导演显然进行了更为认真的思索，试图用一种新的视觉表现形式来突出大屠杀中的残忍暴行。通过对拍摄距离的掌控，以及时而产生的间离效果，拉斯洛•杰莱斯这部非常有力又自信满满的处女作虽然可能令观众感到痛苦和混乱，但从电影拍摄的角度来看却不无裨益。可以说，《索尔之子》是本次电影节一部必看的作品，我们也祝愿它能遇到一位同样有魄力的艺术电影发行商。
  
  本片背景设定在1944年的奥斯辛威，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索尔在集中营内的一个特遣队中工作。如片头字幕所示，就职于特遣队的犯人负责集中营日常的运输任务，包括聚集新的一批人送入毒气室中，并在下一拨人到来前把尸体处理掉。当第一个特写镜头捕捉到索尔那张难以言说的面孔时，从他冷漠如行尸走肉一般的表情中，观众能感受到这种处境早就使他对眼前的一切麻木了。接着索尔突然产生了一个颇令人困惑的执念，这同时也成为一个推动本片叙事发展却略显牵强的动机：他发现一具男孩的尸体是自己的儿子，于是一心要找到一位犹太拉比为儿子下葬。

  《索尔之子》以残酷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集中营的严酷环境，通过演员持续不断的疯狂演出和出自Tamás Zanyi那压抑、多层次的配乐，囚犯之间的漠不关心毫无怜悯，好似工厂流水线作业一般冷酷无情周而复始的屠杀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导演兼编剧的拉斯洛•杰莱斯曾是贝拉•塔尔《来自伦敦的男人》一片的助理导演，尽管他承袭了贝拉•塔尔拍电影的严肃态度及热衷使用的长镜头，但是这部电影在其他方面却看不到多少塔尔的影子。影片使用略带幽闭感的1.33:1画幅比例，长时间跟拍索尔的过肩特写镜头带领观众游移于奥斯维辛，导演花费了较长的篇幅和大量群演再现了集中营的日常生活，这倒有点当年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的名单》的架势，不同之处在于拉斯洛特意让主角以外的大部分背景昏暗模糊或处于焦点之外，使得影片氛围更加毛骨悚然。

  而导演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主角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同时却又逐渐脱离这个世界。影片采用近景跟踪拍摄的方式，全程紧跟主角索尔，与其说师承塔尔倒不如说更贴近达内兄弟，另外，运动的长镜头和群众演员又不免令人想起同样来自匈牙利的米克洛斯·杨索及其作品《无望的人们》。通常情况下，飘忽不定的拍摄方式会令观众难以捕捉剧情，但《索尔之子》始终将焦点放在男主角身上，再结合令人心神不宁的虚焦与发自本能的紧张感，便自然而然地避免了同类题材影片常常轻而易举就令观众产生的情感共鸣与宣泄。

去年这个时候看了一批文革的书，是因为跟人争执文革是否就不会重来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荒唐会不会再现，我坚持也许西方国家如德，日，美那样的，真的就不会了，我的一个依据就是他们不停的写这类小说，拍摄这类电影，时刻怀有警惕的心。

去年后半段，欧洲各国疲于应付有伊斯兰信仰的众多中东难民，宗教冲突，民族冲突，文明发展阶段的冲突就这样，以这种形式重现欧洲大陆。

而我们这边，大家都看到了。

对人类的愚蠢，残忍，永远不能够低估，永远不应放弃警惕。

“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这一著名的论断拒斥了一种试图用语言来简化乃至替代人类极端经验的轻巧努力。换言之，难道有任何文字、影像可以重塑那个罪恶滔天、不可理喻的死亡屠宰场吗？任何对奥斯威辛经验的一种虚构化模仿和创作，难道在本质上不都是一种对死者恐怖经验想当然的亵渎吗？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可跨越经验裂缝，在此端是战后艺术家们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提起笔；而在彼端是时刻笼罩在死亡阴影中的绝望处境。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是不可描绘、不可书写、不可重建的经验。即使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也在无形中因褪色记忆的歧义性替代大屠杀最原初的经验。于是，在奥斯威辛面前，所有艺术家不得不面对艺术本身的不可能，回到柏拉图摹仿论中对艺术是“绝对理念”影子的影子的流放中：似乎人类最终极的精神体验，都如禅宗当下直悟，不假文字，不落图像，不借譬喻。

而这或许也部分解释了匈牙利导演拉斯洛·杰莱斯处女作《索尔之子》的融资为何如此的困难，即使他几乎拥有一个电影界新人的完美简历（电影世家出生，法国名校毕业，贝拉·塔尔助理，三部短片在欧洲拿了一堆奖，剧本进了戛纳电影基石的写作计划）。当然，制片人们肯定不会矫情搬出阿多诺来拒绝杰莱斯，对他们来说，大屠杀作为一个敏感题材的最大风险来自于，在“克劳德·朗兹曼恢弘巨作《浩劫》以及像《辛德勒名单》这样的奥斯卡级史诗大片之后，电影人还能如何讲述奥斯维辛？再现这场现代人类社会的原罪呢？”

拉斯洛·杰莱斯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用摄影机重现了这种不可能。即使你再不喜欢《索尔之子》形式，再不认同这个剧本叙事逻辑，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深思熟虑且野心勃勃的处女作，导演用一套成体系的视听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视角，重新打开了这扇地狱之门，引领观众回到那段幽暗历史之中。

《索尔之子》全片基本由长镜头构成，除了间歇性地回归到男主人公的主观镜头稍作休整之外，摄影机至始至终地聚焦在前景的男主人公头部，肩扛摄影机长时间的运动跟拍，使得整部电影演化成了一天半在集中营内部毫无喘息的暴走。观众就像是深入了一场第三人称的射击游戏，成为了一个跟随在主人公身旁同生共死的集中营队友。40毫米镜头下浅焦点的使用，人为地取消传统意义上景深，但这种取消，这种有限度的清晰和可见性却反过来更为尖锐指向了背景深处所发生的罪恶。换言之，历史在镜头模糊的边缘处涌动，在镜框之外被撕开。

正是在这样一种浅焦点运动长镜头美学引领下，影片在有限的制作经费下达到了另一种震撼，它从一种极度贴近个体知觉经验的方式出发，以看似最狭小的视角却达成了最逼真的观影体验。观众所见证的不再是上帝视角之下，一个秩序井然的屠犹工厂，而是一种从渺小个体出发的血腥记忆。

事实上，早在杰莱斯为贝拉·塔尔做助理时，他就已经开始酝酿这样一种他所谓的从恐怖“内部”观察恐怖的美学。一本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分遣队(Sonderkommando)亲历者的回忆《灰烬中的声音》激发了他重新反思人们“观看”大屠杀的方式。这本书是如此事无巨细描绘集中营内部的世界，他们吃饭，睡觉，领着犹太人进毒气室、万人坑，搬运、火化尸体，处理骨灰，就像是活在现代社会一个封闭的血汗工厂里，麻木而又惯性的一日又一日的挣扎下去。直到死亡变成了存在的常态，活着反倒是一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的规模，其组织性、系统性和批量性，也只有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发生。但真正吸引莱杰斯恰恰是这种系统性和理性秩序反面，也就是从一种个体性、主观性的视角去重新组织这种大屠杀工厂的日常，从一种人类生存极限状态里去反思存在的深度。而从一本回忆录出发，而不是高屋建瓴做历史的宏观陈述，似乎也正暗合历史学发展中越来越强调回忆史的趋势。换句话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又有哪个现代人有资格高高在上俯瞰这段历史呢？甚至更进一步说，奥斯维辛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吗？还是每一个人此刻且在未来都将身负的芒刺，一刻不停提醒着我们人性中最恶的部分随时有可能脱缰而出。

诚然，这种视角化的确立，为影片成功奠定最坚实的形式外衣，但却并不足以真正勾勒出导演在存在意义层面所欲叩击的深度。正如导演一再强调，像《辛德勒名单》那样的大屠杀电影，恰恰讲述的是这一历史的反面，也就是那些幸存者，那些有关于“生”的记忆；而他则试图道出大屠杀的本质，也就是“死亡”。因为奥斯维辛没有希望，在奥斯维辛寻找人类的希望是一件一厢情愿、矫情乃至可耻的商业行为，是在抚摸人类最疼痛伤疤的同时还不适时塞给观众一颗颗化解伤口灼热感的糖果，一个背对历史乃至背叛历史的陈说；相比于几十万尸体，辛德勒的名单并不足以拯救乃至为这人性最深处的黑暗投射出任何光亮；奥斯维辛只可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黑洞，绝望蔓延其中，吞噬一切。所以，在电影里，索尔对同伴，“我们早已死了”。

而这个死人在电影里却要冒着害死另一群活人（死人？）的方式去安葬另一个死人，这是《索尔之子》的故事，也是身处在奥斯维辛这座活死城中唯一可能叩响存在深度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即在最不可能、最绝望的深渊也要相信拯救的决心（克尔恺郭尔）。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之子》的重点并不在索尔为什么或如何葬子，更不在这是不是索尔的儿子，而是索尔葬子这一行为所见证的信仰之光，是在一个人类不可能存在的境地仍旧怀有信仰的圣徒列传，是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地方寻找信仰微暗的火苗。因此，死去孩子不可能是索尔的儿子，因为任何用血缘逻辑来强化索尔行为动机的企图，用理性逻辑来指责索尔行为对其同伴的“法西斯性”，都是在用世俗理性的相对性来玷污宗教信仰的绝对性。

如果说德勒兹最具洞察力表明电影镜头具有超验主体和经验主体的双重性，而具有一种从“我”之外视角凝视世界的方式。《索尔之子》在提供叙述历史新视角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种根本性困难。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历经着生死考验，让人筋疲力竭的电影里，观众是作为跟拍男主人公的摄影机而进入这个地狱的。如果说，观众买票来看电影，已经表明了他主动介入这段记忆的决心，那么创作者势必还要为摄影机运动，也就是观众视角提供某种意义上论证。既然摄影机时刻地跟随着这个执意要葬子的索尔，这种跟随就已经潜在地要求观众对索尔行为的认可乃至于同情。一般电影需要相当篇幅剧情来建立观众和叙事主体之间的共感。但《索尔之子》却只是把观众十分狼狈抛到这样一种处境上，并因其形式上的要求，而导致剧作层次和深度难以充分展开。其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已经习惯了理性思维的现代观众，通过如此有限的信息去体认电影的信仰主旨变得极其困难。更多的观众会一二再三被世俗想法所困扰，会纠结于血缘以及索尔拖累导致同伴被加害的行为，并在这种困惑且被隔离在信仰之外的观影状态下，仍然以一种惊心动魄方式，狼狈地见证了一种微观的历史。

但对于电影里的索尔来说，当影片末尾那个看似日耳曼血统的金发孩子（波兰人）活生生出现在他的凝视中时，神迹最终得以见证，正如那个在毒气室中幸存的孩子本身所昭示的神迹一样，真正的神迹最终超越了敌我、民族乃至信仰本身，索尔得到了最终的救赎。然而，也就是在这里，摄影机视点第一次从索尔身上移开，我们跟随着这个金发孩子的行动洞悉了故事真正的结局，也就是从信仰的世界放逐回了“上帝已死”后，理性所打翻的这个性本恶的现代社会：微茫的信仰火苗在理性荒原上顷刻覆灭，而镜头最终指向了一片空无的森林，人的痕迹最终被抹去，点滴的细雨打在树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想，这或许是前人类的自然（the nature before the human），不，这应该是人类之后的自然(the nature after the human)。


参考阅读：
《正册》 x 《索尔之子》导演杰莱斯：我想讲述的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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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之子》的故事特简单。索尔身处让人每秒吓尿的集中营，负责运输毒气室的死尸。一天他发现有个死了的小孩儿，于是坚信这是他儿子。索尔就开始了他作大死坑队友的旅程，各种铤而走险找Rabbi（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反正是个犹太教的职位）给死了的小孩儿下葬。可队友们想逃啊，索尔就背着死了的“儿子”跟着反抗小分队逃了，自称Rabbi的还是个骗子，总之下葬没成功，最后一个长得巨不一样的小孩儿（结果是个隐喻/幻觉）看向了躲在木房子里的索尔及队友（他们都不出意外没看见“新儿子”），索尔坦然微笑。法西斯发现了这一伙儿人，枪毙，剧终。